臣窃见前御史中丞吕诲，坐言事失实，夺职降知邓州。缘诲赋性质直，素秉忠义，朝廷许其风闻言事，诲亦行之不疑。既有所闻，遇事辄发，论议虽有过当，其情实可含容。又况陛下举直错枉、遏恶扬善之时，有臣如诲，不宜谪去，四方不知其罪，无以奖劝正人。伏望特回睿恩，放罪诏还，虽是已补中丞，亦可别与职任，留之左右，实激忠良。

臣累言张靖不合责降，薛向不合仍加奖用，不蒙听纳。缘臣备位谏垣，职在箴补时政，凡是赏罚差失，必须竭力陈论。臣曾任陕西，亲见向之奸迹，岂敢偷安茍禄，结舌保身？况居圣神之朝，当尽强直之说。愚臣自叨近职，固亦上体圣心，无非奖善旌能，去邪黜枉，深欲明示好恶，将使天下风从。而乃执政之心，喜人承顺，故不能分别邪正，以致赏罚不平，使天下之人有疑于陛下，必谓督责君子太重，崇奖小人太深，委近习则务优容而来其言，用臣寮则因违忤以沮其志。盖以近事明之，不得不谓之如此。且如吕诲是御史中丞，诏许风闻言事，才有失实，即坐左迁，此则责君子之太重也；薛向外官，固合守法，而敢违条罔上，罪迹显闻，不独曲被优容，而复骤加奖用，此则奖小人之太深也。陛下间或遣内臣、走马承受辈体访外事，固已不使臣寮得知，其或言不审详，必为隐而不责，又况肯使与罪人对辨，而反坐其言者哉？此则务优容而来其言也。且薛向在陕西，坏法已七八年，张靖一旦往彼体量，不能尽见根柢，询访之际，容其不详。朝廷忘其元初被旨，使与罪人对词，一有不详，先被黜辱，此则因违忤以沮其志也。责君子太重，则忠臣难立；奖小人太深，则奸邪易滋。优假以来之，则近侍之言皆进；违忤者沮之，则中人之性尽移。如此而望风俗之不偷，聪明之不惑，不可得已！陛下天资睿圣，超越前古；臣之遭遇，千载一时。微臣尚耻于枉尺直寻，陛下固不可启宠纳侮。岂止爵及恶德，实亦有害邦家。伏望圣慈舍己从人，勿惮改作，近者二人之命，悉赐追还，不唯赏罚均平，实亦天下幸甚。

臣今日忽闻诏令，以台官刘琦等言多失实，事辄近名，擅去官曹，动喧朝听等罪，各落御史，降充监当者。闻命之际，中外震惊，盖人臣以率职为忠，人君以纳谏为美。率职之臣获罪，则忠勤不劝；纳谏之风或阙，则君德有亏。是以仁宗皇帝开广言路，优容诤臣，执政不敢任情，小人不能害政，以致太平日久，亿兆归心。先皇帝容纳直言，未尝变色。是时吕诲等与臣为御史，亦尝擅纳告身，皆蒙慰谕封回，自是诲等力求外补，此陛下之所亲见，固为万世之光。陛下述事继明，思绍先烈，而因二三执政不能以道事君，教化或失其后先，刑赏或乖于轻重，中书藏其本末，但致外议喧腾。凡居言责之臣，敢不即时论奏！既许风闻言事，即是过失得原，而柄臣遂非，捃摭其罪，欲其畏避搐缩，遇事不敢辄论。虽于政府便安，而陛下将何所赖？且执政王安石以文学自负，以议论得君，专任己能，不晓时事，而又性颇率易，轻信难回，举意发言，自谓中理。近以陛下切于求治，安石不度己才，欲求近功，忘其旧学，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，讲五霸富国强兵之术，尚法令则称商鞅，言财利则背孟轲。鄙老成为因循之人，弃公论为流俗之语，异己者指为不肖，合意者即谓贤能。所以荐薛向为通才，指吕诲为无用，致陛下无从谏之美，使时政有揠苗之忧。臣常失望痛心，故已屡有陈奏。孟子曰：「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，不敬其君者也；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，贼其民者也」。陛下有尧、舜之资，而安石议桑羊之术，不恭甚矣。四方百姓未安，而安石欲使小人以扰之，贼之甚矣。加以曾公亮年高不退，廉节已亏，且欲安石见容，惟务雷同茍且，旧则好拘文法，今则一切依随。赵抃心知其非，而词辩不及安石，凡事不能力救，徒闻退有后言。此皆陛下大臣所为，安得政令无失？求谏尚恐不及，何暇深责诤臣！盖以安石之心，将欲果于兴事，所以深恶言者，惩戒后来。殊不知成汤罪己而兴，禹拜昌言曰圣，周道既衰，则有防川之蔽；秦法虽暴，而有敢怒之民。陛下睿知聪明，洞照古今，岂可启宠偏听，而失天下之心？伏望陛下平气虚怀，深为国计，将琦等责降告敕速赐追还。安石不可久在中书，必恐任性生事，宜速解其机务，或且置之经筵，足以答中外之心，弭未然之患。如是，则商汤改过之美，可复见于今；帝尧从欲之仁，不独称于古，臣不胜大愿！然臣久居谏列，智虑不明，不能救止未然，遂致圣政有失，虽陛下不惮改作，而臣之职事已隳，岂敢复在谏垣？辄已居家待罪，自今月十日更不供职，伏乞重行贬窜，以戒百官。

〔贴黄〕今后政府臣寮，每欲主张亲知，但只先同议论，后至签敕之时，别作回避，则言者无由奏弹，陛下岂可不察。刘述方被勘劾，恐执政陷以稽迟之罪；刘述既见事有未安，自当不敢行下，本是尽心职事，却蒙执政深怒。况王安石旧作中书舍人，纠察在京刑狱，亦曾缴纳词头，不肯入谢。今日不存忠恕，以至于此，亦乞陛下详察。

臣闻古者天子有诤臣七人，所以广聪明而益治道也。昔在章圣之朝，开广言路，置谏官六员。仁皇庆历之初，亦尝增置员数。近年以来，止及三员。又自吕诲改御史中丞，其阙至今未补。当陛下求治之际，耳目之臣正宜多设。伏望圣慈检会庆历故事，增补谏官员数，庶使言路得人，上裨圣政。

臣近曾上言，乞添置谏官员数，未蒙朝廷施行。伏缘谏官，乃天子耳目之臣，设之不可不备。当陛下明目达聪之际，尤藉群才协力。况有吕诲员阙，久而未补，陈襄至今未到，惟臣独员，当此责重，进无同寅协恭之助，退无商议讲求之益。以臣暗拙，实惧旷阙。伏望圣慈指挥，检会臣前来劄子，早赐施行。

伏审解符剧郡，奏课中宸，方脂辖之有期，阻班荆而伸饯。矧久邻于封壤，复幸托于葭莩，深荷庇存，殊增感恋。伏惟某官清规表俗，雅量镇浮，屡更共治之权，蔼著于蕃之绩。锋车入觐，宜多献可之谟；芝检颁恩，伫被陟明之典。炎歊在候，保练是期，向往之勤，敷陈曷罄。

臣等窃观传载黄帝拜祀上帝于明堂，唐虞祀五帝于五府，历时既久，其详莫得而闻。至《礼记》始载《明堂位》一篇，言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，内之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外之蛮、夷、戎、狄，以序而立，故曰明堂也者，明诸侯之尊卑也。孟子亦曰：「明堂者，王者之堂也」。《周礼·大司乐》有冬至圜丘之乐，夏至方丘之乐，宗庙九变之乐，三者皆大祭祀，惟不及明堂，岂非明堂者布政会朝之地，周成王时尝于此歌《我将》之颂，宗祀其祖文王乎？后暨汉唐，虽有沿革，至于祀帝而配以祖宗，多由义起，未始执一。本朝仁宗皇祐中破诸儒异同之论，即大庆殿行亲飨之礼，并侑祖宗，从以百神，前期朝献景灵宫，飨太庙，一如郊祀之制。太上皇帝中兴，斟酌家法，举行于绍兴之初，亦在殿庭，盖得圣经之遗意。且国家大祀亦有四：春祈谷，夏雩祀，秋明堂，冬郊祀是也。陛下即位以来，固尝一讲祈谷，四躬冬祀，惟合宫雩坛之礼犹未亲行。今若特举秋飨，于义为允。臣等今据已行典礼及具录到仁宗时名儒李泰伯《明堂严祖说》，并治平中吕诲、司马光等集、近岁李焘奏劄，伏候敕旨，仍连具录到典礼。

元祐元年三月某日，枢密学士、朝议大夫、充泾原路经略安抚使、马步军都总管兼知渭州军州、管内劝农使、彭城郡开国侯、食邑若干户、食实封若干户刘公以疾薨于位。驿奏至，朝廷悼之，遣内侍护丧以归，赐赠加等，凡所以赈恤其家者甚厚，诏赠太中大夫。越明年七月某日，乃葬于颍昌府某县某里，循礼考吉，务其称也。公讳庠，字希道，世为彭城人，其先盖汉楚元王交之后。曾祖讳某，祖讳某，皆恬于隐晦，爵禄不及。考讳某，博学知道，为世大儒，有器业可巨用，不幸仕龃龉，终青州观察推官，门人考其德义，谥明道先生，累赠银青光禄大夫。妣李氏，生显家，有贤行，治家教子如古烈妇，以公贵累封某郡太君。公少孤，八岁能诗，为石曼卿所器。年十四，以文谒明道先生之友蔡文忠公，公奇而婿之。以文忠遗奏，试将作监主簿，调宋城县主簿。用程文公荐，改陈州司户参军，移莫州莫县令，治塘水，溉民田数千顷。嘉祐二年擢进士第，六年，迁著作佐郎、知河南府伊阳县。遇英宗践阼，迁秘书丞。修奉昭陵，百货之须，动辄千万，公治之有序，邑人不告病，而官亦足用。转太常博士、充高密、广平两县教授。是时诏两制举御史，知制诏蔡抗荐公可任。会英宗以灾求言，公即上书论世务十馀条。英宗嘉叹，以书示宰相韩忠献公，且问所以，韩以不识对，上益重之，遣内侍宣旨，有「甚知才美」之语。遂用抗荐除监察御史里行。及对，英宗曰：「欲用卿久矣，有大臣言卿与蔡抗亲，朕答以内举不避，虽亲何害」？󲦤绅士大夫咸以为用公之当。九月壬子朔，日有食之，未数日，陈张幄具后苑，以待宴幸。公言去日食太近，非畏天之威，恐惧修省也。乃为罢宴。会圣宫创仁宗神御殿，宏丽过制，费钜万，公谓「天子之孝，不在宫庙之奢靡，在继先志，隆大业。今营建甚盛，非所以昭先帝俭德」。英宗为损其制。襄阳郡王允良郊祀不陪祠，久罢朝谒，公陈其桀傲慢上帝，无人臣礼。奉宸库失盗，公劾巨阉领皇城司职事者，以严宫城之禁，「愿陛下不以近习挠天下法」。英宗曰：「法令之设，内外一体」。翌日，都知以下皆论罪。李珣犯销金，开封府以中旨辄释，公累言乞正国典；请对，又陈之。英宗曰：「朕岂私一李珣邪？乃仁宗外家，若行之，天下谓朕如何？更不须言」。公知上意如此，方已其论。又尝言：「命令失，名器滥，则知制诰还词头，门下封駮，愿申饬臣子举职如故事。谏官、御史皆所以补阙失，柅违谬，宜增其员」。吕诲等既去位，公累疏乞留。又求对，奏：「诲等忠正敢言，意在爱君，陛下奈何轻斥之，以累盛德」。上曰：「朕本不贬诲，自是诲等不肯留尔」。公恳请召还，词不少屈，时论韪之。英宗不豫，公力陈「日食星变，宜崇俭纳谏，布惠泽，以解天意，则转灾为祥，圣体当享无疆之休」。久之，朝政多自中出，皇嗣未立，人心尤不安。公独拜疏，谓：「太子，天下本。汉文帝、唐太宗皆于即位元年预建太子，为宗社无穷计。颍王长且贤，愿陛下亟立为皇太子」。上感悟，大位遂定。又请颍王侍禁中，阅天下奏报，降付如平时，俟康复乃罢，则圣躬便于颐养而机务不壅；宰臣韩琦、枢密使文彦博宜夜直，以安人心。英宗崩，百官临福宁殿，太官给肉食。公谓「先帝弃四海，臣子岂知肉味？请给素食，庶近礼」；「州郡遣子弟纳贡，贺即位，恩补过幸，宜罢去」。事虽不行，识者以为是。以神宗登极，恩补主客员外郎、殿中侍御史里行。未几，迁右司谏兼提举国子监。一日，神宗语及汉武事，公对曰：「王者当上法尧舜之德，下迹成、康、文、景之治，汉武不足为陛下道」。神宗悦其忠。时边臣有邀功致戎者，本非朝廷意，公疏其奸谋，请寘于法，以谢天下。及下二府大臣措置边事之宜，定以公罪，庶几不茍简误国事。又陈中国禦戎之体，守信为上，武帝深入为下策。昔宝元时元昊叛，五来五背，天下为之困敝，今莫若宗大信，舍近功，为国家长利。古者冢宰制国用，量入以出，请诏二府议大计。京师久不雨，蝗害稼，公引王弼、京房说，以为阴不能固阳，故不雨；臣安禄兹谓贪，厥灾虫。请黜臣下不胜任、安禄无德、蔽恶为孽者，则雨以时降，蝗不为灾。又乞贳孙琪，留马默，以来直言；优容王陶，以全恩旧。公之启沃献替，正纪纲，纠奸佞，著闻于人者如此。其秘词切论未尝语于私者，则莫得而知也。是年秋，奉使大辽。故事，两朝国忌不相避，公将还，度以正月八日至白沟，宴用乐，然是日英宗小祥也，公具以告，愿于涿州插宴，则八日达雄州，且行香，得遂臣子之志。辽主叹美，从公言。使还，除集贤殿修撰、充河东转运使，盖公论议刚果，权贵忌之，而利其去也。时晋地旱饥，军费日广，公计一道之产，惟铁利为饶，请复旧冶鼓铸，通隰州温泉盐矾，博易以济用。又请募民入粟塞下，预为足食计，悉听之。俄迁起居舍人、除天章阁待制，改河北都转运使。契丹入侵霸州土场为己地，集兵疑我，河东亦奏契丹徙帐西京，朝廷为之动。诏公验状，公曰：「云朔去岁饥荒，孰便于屯聚？今往西京者，不过集部族数万人，西胁秉常，南疑中国尔。安肯舍定州平易之涂，趋并、晋险阨之地而入寇乎」？又以五说料其必不能有为，宜安静持重以待，可遂无事。后果如公言。二股河之役，兴兵无馀力，边城遂不完，公谓城垒之设，俯瞰敌境，势不在河防后，请辍二股役兵，备霸州等城，以严守禦。黄河起春夫，御河继之，凡十七万九千人，期以期月罢。公谓今年河始东流，其南北岸创堤防千馀里，以夫役争土功，力不足用，虽责以速成，未见实益。愿减半先治其急，而徐其他，则无枉费劳民之患。诏约二股北流口，以拔水势。公言：「河方东流，而遽遏其北，则澶、滑以下，将有溃溢之虞。傥以岁月分杀其势，渐议闭塞，乃得治河之策」。宦者程昉乞益兵助御河之役，欲以奏功。公谓督工于盛夏，则暍死者众，乃奏缓之。又请销开塘口泄水势，外示设险之方，而内不失蒲苇樵苏之利。朝廷皆信其说。青苗令始下，公谓不可行，奏愿罢之。岁馀，差知成都府，以亲年高，不拜，得知真定府。属并晋用兵之后，民疲不聊生，上以安辑之旨谕公，又除河东都转运使。至则宽力役，蠲逋负，赈流散，以称上意。凡三阅月，乃召还，知开封府。前此，议者置厢官分治府事，凡轻罪听决遣。公谓：「京师多豪右，厢官体轻人不畏，或缘而宽纵有罪。且政出多门，非所以肃清浩穰之术。昔赵广汉尝患二辅乱其治，犹欲兼之，况厢事之末乎！请罢蔡确、沈振，愿殚力公事，以报万一」。是时，宰相王安石用事，与公异论，确主于安石，见公不庭参。公谓：「朝廷之仪，安可以私废」。上疏辨之，由是上失宰相意。神宗亦尝谕之曰：「卿柰何不与一二大臣协心济治乎」？公对曰：「臣子于君父各伸其志。臣知事陛下，不知附王安石」。不数月，除龙图阁学士、知太原府，充河东路经略安抚使。盖朝廷以二鄙为虑，谓公深知西北事，故以阃制付之也。前帅尝建惹凌议，不足示威武，公奏罢之。夏国降羌数千人，公虑其为患，请遣诣境上，召其君归之，有不去者，乃留，外以示大体，内以消奸萌，两得其策。事未报，果有谋归者，中旨亟令徙内郡，公谓：「降羌迁则生变，宜假宴犒，渐移徙至太原，并边既无虞，比次区析于华人之中，久则吾民矣」。从之，塞外以宁。累请复宪州以重形势，还置惠宁、肃定、神木三堡，以备应援。又请募兵民子弟之彊劲者为勇敢，以壮军声。如汉谪民戍边故事，下流非巨蠹积奸者，择少壮贳罪徙河外，以实边徼。皆可其奏。契丹议侵疆，谍者谓有称兵意，朝廷问公，以为未必然。岢岚、雁门求济师，皆不应。契丹主驻云州，遣数骑涉吾境，逻者得之，契丹驰檄，纷辩不已。公奏曰：「契丹意在疆埸，持此为端尔。臣刺知云州无兵，朔应艰食，愿朝廷缓答而峻拒之。方盛夏，兵未必至，惟以有备待非常，乃得计。愿遣刘忱等至境上，姑以理谕，臣俾将佐饬兵观衅而动，此事机也」。时朝廷以契丹使言顺礼恭，及持敦睦和好之说，乃录契丹主书付公，谕以地界，且通商。公复奏曰：「臣窃疑契丹此举非本心，盖见朝廷尚未克复河湟，不得不为唇齿之计，故以此尝我尔。今欲争辨积年已定之疆界，曲固不在中国而在彼，则泛使之来，礼宜偃蹇而反恭顺，辞宜高抗而反卑逊，臣窃恐其意别有所在也。敌意无厌，朝得寸，暮求尺，必又有侥倖之请，宜直以拒，或与以不当得之地，既杜其奸，未必不疑中国有谋，用此以饵之者。若妄意于我，背盟伺隙，恐非岁月可解也」。公争之既不能得，会遭太夫人丧去位，后竟以黄嵬山分水岭地与之，公常以为恨，士大夫为国远虑者，至今惜焉。郡邑酒户，月以课入供河外，远或至千里，公请以季易月。麟、府州汉户之单丁与蕃族之内附而遇歉者，檄有司蠲其役，且著为令。晋俗尚焚骸，贫不克葬者，遂委不视，为竁四穴以藏之。公在晋二年，治兵与民，皆得其心，以静制寇，不劳而服，父老至今犹能称道感叹之不已。丧既除，又差知成都府。蜀久安无事，朝廷以德惠抚之，官吏或纵情忘分守，公一切齐以法度，上下宜之。细民竞利，以高直占坊场，破产不能偿，相继箠死或自杀，公请蠲所负，以惠远人，乞推之诸路。天子可其奏，获免者凡数十万计。文州蕃族有复雠者，当以蕃法论，朝廷欲加诛，请赦之，以宁边圉；缘罪徙内郡者，愿复之，以示恩信；西山六州与汉人为婚姻者，请禁之，以防后患。悉从公奏。至于治石室黉舍，增置学官，广朝廷教育之意，又新乖崖张公祠，为书韩忠献公碑立祠下，慰蜀人之思，皆有助于治体也。迁礼部郎中、知秦州，充秦凤经略安抚使。以失举，降秩一等，改虢州。及期，知江宁府。官制行，易朝请大夫。未踰年，又坐失举，降秩知滁州。甫三月，特起知青州，充京东东路安抚使，又徙知永兴军。时征西戎无功，调发恟骇，关右骚然，天子震怒，大臣无敢议者。公过阙赐对，言：「虚内事外，恐动摇根本。边隅之患，特手足之疥，圣德宜涵容，置之度外，天下幸甚」。上嘉纳焉。陕右保甲行团教法，州邑扰动。公奏曰：「军旅之后，年饥人劳，正当完养其力，宜权罢教，俾之少休」。乃得罢一年税租。苗役之逋，荐饥不能偿，请倚阁以纾其乏。流徙汉南者，请依富弼青州赈济术，俾京西安集之。移税往他州，民不堪其劳，请宽下户。诏皆纳可。南山逃卒仅百人，依聚山谷，时出剽近县，或杀官吏，厚遗山民为耳目，因保甲团教掠兵器，驱村落马骡乘以遁。捕者虽勇锐，终莫能遏，长安大恐。公于是徙山中居民入保，奏罢并山团教，令歛外马悉归州县，乃发兵驱之。未几，贼势自蹙，遂歼凶渠，而支党亦溃矣。是年十二月，拜枢密直学士，旋除知渭州。时转运使办军储非其术，按版籍强民以供，公揭榜罢之，增物价而民来愿输者众，廪计大实。边吏请发防春兵，公谓疆圉无事，遂不遣卒，无他虞。弓箭手屡以戍废耕，公下番休之令，凡旬有五日而罢，边户便之。朝廷方与民休息，有怀柔四夷之意，公亦以绥边弭寇为先务，不幸在镇三月而卒，故宏规远略，未施一二也。初，公感疾，有大星陨于正寝，人咸异之。及其没也，华人戎族皆恸哭。讣至京师，太皇太后嗟悼之深，且谓：「如刘庠辈不过数人，方将召用，而命不少假」。󲦤绅士大夫识与不识，莫不伤之。呜呼！公刚方直谅，学造本统，通古今治乱安危之孰为，积深而蓄厚，亲逢睿明，被遇隆眷，发为爱君忧国之谋，推为泽民恤物之利，贤者事业，盖无愧负。惟屡忤权贵，不忍一俯己徇合，悠然四方，遂至终老，此可悲也。太皇太后为宗社万世计，保祐嗣皇，裁决大政，图倚旧德，共厎治安，而公不及见焉，此重可悲也。公娶蔡氏，封安康郡君。男六人；端夫，凤翔府观察判官，先公五年卒；次三人早亡；次敦夫，承奉郎；次宽夫，承务郎。女一人，适定州北平县主簿朱师略。孙男二人：沔，假承务郎；浩，早夭。女一人尚幼。公享年六十四，有文集二十卷，奏议三十卷，藏于家。雅不喜治生，禄廪所入，均以赡族人。使契丹得金币，则以葬宗党之贫者，凡二十馀丧。兄之子，互以恩补，故捐馆之日，宽夫犹未仕，此人所难能也。储宫之议，公尤晦密，终神宗一朝无知者，此又难能也，视古君子何愧耶！蜀茶之初禁，陶知彭州，辄条其害以闻，朝廷委公与部使审议，公以陶言为然。陶既罪废，公又累疏辨之，知我可谓厚矣。后八年，见公于渭，从容语议，慨然有忧天下之心，至明年而亡矣。其德业始终大概，陶可得而知也。重以诸孤之勤请，敢哭而铭曰：

彭城之刘，实继楚元，奕世有显，又生公贤。惟公之贤，以刚济忠，献告二后，靡言不从。治平之末，独建大议，天人合符，传以神器。始终一朝，公晦不言，方之古人，孰为后先？公忠自将，义不附会，天子倚信，用公于外。公之在外，十有八年，威扬惠浃，卒老于边。离明坤载，协德而济，黄发在廷，惟公已矣。生有大节，没有重名，敢告无穷，勒之斯铭。

臣窃见唐尚书左丞孔戣年及七十致仕，得请。韩愈上疏言：自古以来及圣朝故事，年虽高但视听心虑苟未昏，尚可顾问委以事者，虽求退罢，无不留止，优以秩，不听其去，以明人君优贤贵老之道也。《礼》曰：「大夫七十而致仕，若不得谢，则必赐之几杖及引」。《诗》云：「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」。此言老成人重于典刑，不可不惜而留也。臣窃谓孔年已七十，致仕得请，愈犹以老成可惜而留之以逾日。老旧之臣，年未及七十而坚求休退者，已听数人矣。范镇始六十有三而致仕，吕诲约六十而致仕，欧阳修六十有五而致仕，富弼年六十有八被劾后归养疾，司马光、王陶始踰五十，虽皆未致仕而得闲地。虽彼数臣自以知止足为高节，臣所疑何独近来高者之多乎！大中时吏部侍郎孔温业求外迁，宰相白敏中顾同列曰：「吾等可少警，孔吏部不乐居朝矣」。彼白敏中一相也，尚能以贤人不乐居朝自警，而况陛下以大圣之资，孜孜求治，而老旧之臣相继有不待年而相去者乎！老者退而少者进，旧者远而新者众，得微于圣怀哉！但访于偏辞者，则曰：「彼皆奸邪之人，畏陛下之神明而远循矣」。否则曰：「彼皆泪止新法者，今新法既已便，故皆差忸而退矣」。臣愿勿信于偏而少加警于圣虑，则天下幸甚矣。为国任臣之道，惟其用之当而已，故无老少旧新之分也。然而老而旧者，常过于重谨而难以与变法；少而新者，常喜于进取而易以与作事。臣以为二者之说宜参取之，乃得其当。若取之偏，则少而新者可与图其始之利，而不肯虑其终之害；老而旧者能防其终之弊，而不肯谋其始之变。若能用易于作事者，俾图其始之利而裁之，听难于变法者，虑其终之害而防之，则得其宜矣。古有云「老者之知，少者之决」，此之谓矣。窃恐少而新者言其利则易从，老而旧者言其害则难入。而或有利十而害百者，但闻其利不复闻其害焉，民或被其害而无由上达矣。

臣伏以辨大奸而究未萌，人臣之先识；褒遗忠而发潜德，国家之令典。臣尝观熙宁之初，王安石以道义文学起而辅政，先帝举天下听之，天下士民，亦罔不指期以望太平，上下向之无异辞。当此之时，故谏议大夫吕诲为御史中丞，独以为不然，屡有奏论。其略曰：「安石居庙堂，天下必无安静之理」。又曰：「误天下苍生必此人」。诲坐是贬官于外，未几已殁。其后安石与其朋党变乱祖宗法度，专以聚敛为事，颠倒邪正，进退失其当，废民之所同欲，兴民之所同害，欺罔朝廷。天下被其患者十七八年。其间虽有踵事增虐之人，然要之权舆造端，实自安石始。四海困扰，皆如诲言，诲可谓有前知之明矣！诲名臣之后，为人忠信刚正，立朝行己，有古人之节、大臣之风，在言路前后三黜，皆以击奸邪忤权势，最后尤以直道大义为公论所高。诲之死于散地，在熙宁四年，官至侍从，而朝廷未尝有所赠恤。诲之妻今在，生事微薄，有子皆碌碌小官。恭惟陛下临御以来，惠绥生民，修完庶政，以成就先帝求治本指，昭显于世。而开奖言者，孜孜听纳，凡臣子在前日输忠献直，尝有一言于朝者，莫不收拾褒用之。而诲不幸既亡，未见遇于今日，此天下有志之士所以叹惜而不能已，臣不胜愚虑。欲望圣慈嘉诲之有识敢言，言不获用，利不得及于世，哀其志节，特赐褒赠及赐谥，以表显之；录其诸孤，稍赐任使，非独以慰幽壤，盖亦以劝天下之忠义，而愧人臣之为奸谀者，非小补也。取进止。

〔贴黄〕臣不识吕诲，然实慕其为人，其谠论直节，近世在言路者少及焉。而又逆知安石为政之害，使其言用，岂不有补于天下？此朝野之所同知也。

臣等闻有功而不见知则无以劝天下之忠，有德而不及报则无以劝天下之义。忠义息心，谁与为国？此自古明王贤主所以不敢一日忘也。虽微必录，虽久必伸，以为天下万世忠义之劝也。伏见故赠尚书令忠献公韩琦当仁祖春秋高，储未立，琦位辅相，自任忧责，遗身忘家，触嫌疑而犯忌讳，请定大本。累年之间，其言不可胜记。又尝挟《孔光传》进呈，面指汉成帝立弟之子定陶王为太子事，卒能感动仁祖，天心开悟，英宗遂自宗藩立为皇子。曾未踰年，纂绍大统。使琦犹豫畏缩如众人，以全躯保妻子末计，迟回数月之间，安危大策盖未可知。此琦之功，万世之功也。恭惟英宗皇帝出潜膺箓，乃天之所命，以开祐无疆，顾人臣何功之有哉？而圣人以谓天命必假人以发之，故推功臣下。然则固当考是非，较难易，以覈其实，乃可以示天下、信后世也。琦与同时在位者殁既久矣，乃有贪功徼幸之人出而攘之。元丰三年，故参知王尧臣子同老上书，言其父至和中与三四执政请立皇嗣，大议已尝定矣。愿发明先臣忠烈。书既入，朝廷疑之，有所询考，卒无明證确论有以信天下者，朝廷于是行疑赏于仓猝。诏下之日，公卿士大夫知当时事者，莫不谓朝廷过举。于时史官阿意迎合，又请其事书之，公论为之愤郁。今者伏遇编修先帝一朝大典及纂述故事以立传，臣等以谓不可不明辨直书，传信后世。谨疏列九事，以考是非。按同老缴进家传之文，谓是尧臣议建储日，预撰诏草，尝怀之而进，意俟仁祖开允，即宣之以定其事。今诏草非得于禁省，而出于同老，则其有无真伪犹未可知。借令有之，缘尧臣复怀之而退，乃是未尝得请，议已格矣。诏草虽在，何功之有？果有已定之旨，则此诏用之矣，不应怀而归也。然则至和之间大议未定，此可明言者一也。按元丰诏书褒诸臣之功曰：「中外缙绅近臣莫有知者」。臣等窃观英祖即位踰年，范镇作富弼迁官制词云：「往在至和之中，尝司冢宰之任，屡陈计策，请建国储，逮兹缵承，乃出绪论」。则是当时缙绅近臣非不知弼等有建储之请，而朝廷亦非不报其德矣，但不闻大本已有所属也。故弼自为辞官表云：「臣嘉祐中虽曾泛论建储之事，仁宗尚秘其请。其于陛下如在茫昧杳冥之中，未见形象，安得如韩琦等后来功效之深切著明也」。弼自言止曾泛议，则明是当时所请别无主名。又云「尚秘其请」，则是仁祖未有允意。至和之间大议未定，此可明言者二也。今攘功者之言曰至和三年四月已有议定。臣等按谏官范镇其年五月初乞预建储副，以安国本。比至十月，凡十九疏，言皆感切，不见听用。于是待罪乞郡，又两移书执政，责其不恤国计。若四月已有议定，则何至使镇半年间恳恳如此？安得不略形已定之意，止镇再三之渎？至和之间大议未定，此可明言者三也。御史中丞包拯言：「方今大务，唯根本一事而犹豫不决。惟祈圣心开悟，断而行之」。按拯此疏在嘉祐二年闰十二月，则至和之间大议未定，可明者四也。仁祖末年，一日降出谏官司马光及知江州吕诲请建储章疏。琦屡以光奏进说，恳请甚力，遂定大计。故参知政事欧阳修论光云：「自仁宗至和服药之后，群臣便以皇嗣为言。五六年间，言者虽夥而未有定议。最后光以谏官极论其事，敷陈激切，感动主听，仁宗遂决不疑」。修此言，则至和之间大议未定，可明者五也。按谏官王陶乞仁宗遣亲信中人就第，督英宗即赴宗正寺供职，其疏有云：「前日未经传命时，人人上言早建储嗣，今日与一宗正寺差遣，人人观望陛下风旨，不复肯言。何哉？非前日人忠，今日人不忠也，盖前日未有主名，泛为公言，而陛下不疑也」。以此考之，尧臣之时决未敢有所主名。至和之间大议未定，可明者六也。尧臣辈言因枢府阙官，乞召韩琦充枢密使，以琦义必能当此重事。此则不攻自破之语也！既云上意已定，又曰谓无疑矣，固当乘时决策，成之于手，何必引琦使成之？夫媚嫉者之情，见他人所就尚且夺之，况功在其手，可成于呼吸俛仰之间，而乃肯以属人乎？至和之间大议未定，可明者七也。琦自入为枢密使，即有建储之议，至为宰相，曲谢之日首进劄子，乞择宗室为嗣。其略曰：「如陛下已得其人，则望宣示中书、枢密院，使奉而行之，以慰中外」。按琦为宰相，去尧臣辈未甚远，傥前日已有定计，则因其进言必有宣示。何缘尚历数年，请者百计而不闻一言哉？至和之间大议未定，可明者八也。嘉祐末，琦请愈切，一日，仁宗发言曰：「朕有意多时，但未得其人」。因问琦宗室中谁可。琦曰：「宗室不与外人接，臣等何由知其人？此在陛下圣择耳」！仁宗曰：「宫中常养二子，小者近不慧，其大者今三十许岁矣」。琦曰：「其一人既陛下知其不慧，更不须论」。盖琦之意欲专属英宗也。此自仁祖意有定。欧阳修时与琦同对，退而书之，今其家亲笔俱在。至和之间大议未定，可明者九也。凡自皇祐至于嘉祐，中间臣子以皇嗣为请者莫知其数，不可尽也。如尧臣辈在辅弼之地，以此开导，亦其宜也。但其议纷纷，终无敢有所主名而请之者。直至嘉祐六年十月，琦辈进说，于是英宗为子之策始定于君臣都俞之间矣！臣等载惟人臣之于庙社大计，以言之为难乎，以成之为难乎？以属人为难乎，以己任为难乎？人为其易，琦为其难，庙社之功难忘也。同老上私藏之虚文，徼天下之实功，同时之人又助其攘，是可叹也！琦挺身危疑，援立圣嗣以为宗庙社稷计，非以自为计也，非以为子孙计也，天下知之亦可，不知亦可，于琦诚心足以贯天地、列神明者无所加损，而所惜者朝廷信赏可以奇谋取而不中于惩劝之义，忠贤勋烈可以单词夺而轻变于存亡之间，使真忠失意于九泉，公议乖望于四海！至于欧阳修，以英伟之才，忠谅之节，与韩琦协心决定大策，其助最力，皆勋效显著，天下共知。二人既殁，众从其后攘而有之，岂不惜哉！伏望圣慈特赐下诏，辨正是非。褒显琦及一时同列之功，使之明白，以慰士大夫之心。仍乞以臣等章付实录院照会考正，以成信史。诏之当世而无疑，垂之将来而不谬。非臣等之幸，天下之幸！

〔贴黄〕陛下继明以来，如范镇、张述等止是曾于仁宗朝泛泛上章，乞建储贰者，犹已被旌录，独琦手定大策以成大勋，反为攘夺，未蒙辨正褒显，此于朝廷阙典之大者。

臣伏睹罢御史中丞吕诲，差知澄州，坐言事失实故也。臣伏思本台旧制，御史所以许风闻言事者，以事方萌芽，未至形见，及展转询采，难以究知其详，能先时而言之，则可以遏绝祸乱之原，救药事机之失。其间固容有不审，而于大体无甚害也。今闻吕诲因言章辟光狂妄，离间岐王，以连及辅臣长短，乃是诲尽忠于陛下，以救朝政之阙耳，岂有他哉？今遽然绌之，士大夫相与惊睵，甚为陛下惜此举也。陛下践祚方三年，已罢五中丞矣，天下之人不知端末，将谓陛下恶闻直言，但欲人阿意顺指耳。岂惟污损圣德之不细，实恐公忠之人由此解体，癚邪之党缘隙而进，以白为黑，以正为邪，陛下觉悟而悔之，已后时矣。而况诲之为人，公正峭直，知无不为，四方之士交口称誉，乃人之望也。中司之任，朝纲之所寄，今乃转为动摇，自坏纲纪，臣所未谕也。臣愚伏望陛下察诲之无他，矜诲之过小，追还前诏，俾复旧职，上全国体，下慰人望，臣之至愿也。臣非不知斯言之入，即取权臣之怒，诚不忍孤陛下之任使耳。臣不胜彷徨待罪之至。

臣等历观自古以来为人君者，未有不以偏听失德；为人臣者，未有不以专权致乱。《志》曰：「听之不聪，是为不谋」。盖以其不能广览远听，择所长而用之，而溺于私爱，甘于谀佞，忘义理之是非，惟辩给之嘉尚。《洪范》曰：「聪作谋」。若其听受之偏，其能谋乎？《书》曰：「臣之作福作威，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国」。《易》曰：「或从王事，无成有终」。盖言臣之事君，将顺其美，正救其恶，有功而不敢尸，有善则归于上。故人虽知其贤，而不得见其迹。苟异于是，已非臣道，矧威福在己乎？臣等切见陛下擢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，未逾半年，中外人情嚣然不安，盖以其专肆胸臆，轻易宪度，而全无忌惮之心也。臣等请言其略。伏自陛下即位以来，精心万几，任贤求治，常若饥渴。故置安石在政府，必欲致时如唐虞，跻俗如成康。今安石反以管商权诈之术，战国纵横之论，取媚于陛下。陛下遽信其言，遂与陈升之同谋，侵夺三司之利，收为己功，开局置官，引三人者于本司议事，用八人者分行天下，惊骇物听，动摇人心。其所辟用，皆门下亲旧之人，如吕惠卿、王子韶、卢秉、王汝翼之徒，岂能通晓钱谷，周知天下之利源乎？复用薛向为发运使，兼领均输之职。信如诏书之言，徙贵就贱，用近易远，固亦无害。然使小人为之，假以货泉，任其变易，纵有所入，则不免乎夺商贾之利。商贾既不行，则诸路税课自然亏失，是先丧其岁时之常入，则国之经费何以仰给？官司贩易物有难售者，须至均配在民，以取其直。物既积壅，艰于速贸，则必有鬻田宅，破家业，以应期会者。不然，则淫刑滥罚，从而加之矣。古人有言曰：「财尽则怨，力尽则叛」。民既怨叛，则恐癚雄之人得以攘臂于其间矣。不识朝廷之意，果以是为便乎？而况薛向之为人也，所至之处，多用耳目刺探州县长短，从而胁持之，即以裒銂非道之事，俾之承禀。其赃贪畏懦之人，莫不俛首曲从。其公正持守之者，须至违戾，则必为其中伤矣。朝廷方委之兴事，万一有勉而听之者，则蝲绅之徒离心解体，将自窜于珀穴之中矣。不识朝廷之意，复以为便乎？去年用许遵，文过饰非，妄议谋杀自首按问之法。朝廷遂差王安石与司马光定夺。二人者所见不同，司马光则持至公之论，请依旧法，不可以谋为因。王安石则任一偏之见，改旧法而立新议，以害天下之大公。臣等抗章论辩，指安石之议为非。复差吕公著、韩维、钱公辅再定，而皆附从其说，不思法制之难行，但务人情之茍合。后来言者不已，又令密院同议可否。文彦博等所定既协公道，陛下即以众人所议文字委富弼看详。弼在病告，不俟其出，朝廷又却行安石所定首减指挥，良由同列畏其强愎，陛下惑其浮辩，乃至此尔。小人章辟光妄献岐邸迁外之议，疏间陛下友爱之德，罪不容诛。御史中丞吕诲及臣等连章奏乞加窜逐，以绝疑萌。陛下虽屡许其请，独安石百端沮格，且荧惑圣听，而陛下以为爱己，遂隐忍而不行。是以吕诲指陈安石党庇小人之迹，而诲复降黜，中外之议，喧然不平。及吕公著一言辟光之罪，即时贬责。诲与公著均中丞也，何诲言之而获戾，公著言之而遽行？非公著与安石生平相知，表里相应，亦恐言之未必从也。岂非威福之柄不出于陛下，而尽由于安石乎？且如近用吕公著为御史中丞，与兄公弼职任相妨。臣等亦曾论列，陛下不以为听也。切闻陛下始欲用司马光为中执法，安石力荐公著，而欲罢公弼枢府之任。公著以人言不协，又于兄弟之义难安也，遂亦辞免。陛下乃听安石之言，遂两用之，此得为允当乎？近又睹中书诸子，今后御史中丞独举台官，不拘官职高下，此亦安石之谋也，不过欲引用门下之人，置在台中，为己之助耳。己之有过，彼则不言，此得为朝廷之福乎？况祖宗以来，未尝有兄在枢府而弟为中丞者，亦未尝有举台官不拘官职高下，而知杂御史不同议也，亦未尝有不与学士院轮举也。先朝所立制度，乃陛下家法，自宜世世子孙守而勿失。今一旦信安石之言，乃欲事事更张，废而不用，良可惜也。如上所条之事，岂非安石之专权，而陛下之偏听乎？切见安石故人团练副使陆伸叙复著作郎，颇喧物议。缘陆伸昨知柳州日，于治平亮阴中使妓乐饮宴，以至更深。因虞候兵士作闹，伸遂决挞虞候，至于身死。情理至重，朝廷明有指挥，经恩未得叙用，仍不与亲民。盖事与福建路提刑王陶，因不觉察其子贩盐，一般责降团练副使，比之陆伸所犯差轻，尚未甄叙。况陆伸身为郡守，官列朝行，不存臣子之礼，全无忠孝之义，将何面颜更求仕进？若非与安石相知，岂能便得复官？又安石举亲情王无咎充国子监直讲，无咎昨自亳州卫真主簿，移台州天台县令，系次远，不赴任，寻医，却于常州掌学二年。后复授南康军南康县主簿，避见远官，又乞寻医，遂来京师，以聚徒教学为名，出入权门，营求直讲。御史孙昌龄迎合安石之意，奏无咎不候寻医年满，先次差充直讲。况流内铨，寻医人未尝有预先举授差遣体例。兼无咎寻医后，自系违碍选人，即合入元初次远路分。今有此优命，若非安石力加荐引，曲为主张，岂能冒宠侥痈，异于众人乎？如此之事，皆安石欺罔不公之罪也。谨按安石自应举历官以来，凡著书立言莫不知尊尚尧舜之道，以倡率学者，故天下士人之心无不归向，谓之为贤。以至陛下亦闻而爱之，遂致位公府。今遭时得君如此之专，当以平时所学仁义之道启沃上心，以广圣德。今乃首以财利之议，务为容悦，言行乖戾，一至于此，刚狠自任，则又甚焉。不知安石之心，待陛下为如何主也？陛下天质颖悟，不世而出，尧舜至治，指日可复。今反以霸国诸侯之术，唐室衰世之事，诱惑上听，何不恭之甚也？孟子曰：「齐人莫如我之敬王也，我非尧舜之道不敢陈于王前」。而安石则异于是，其意无他，是欲持禄保位，觊觎宰相耳。其癚诈之迹，顾不明耶？奸诈专权之人，岂宜任在庙堂，以乱国纪？臣等伏愿陛下奋乾刚之断，早罢安石重任，以慰天下元元之心。其曾公亮，位居承弼，礼遇三朝，自宜悉虑竭忠，奋身许国。而反有畏避安石之意，阴自结援，更相称誉，以固宠荣。致安石奏对之际，惟肆强辩，多生横议，岂执政大臣体？采祖宗以来宰相故事，若昭文在假，集贤尚不敢专行圣旨，岂如今日安石作参知政事，傲视同列，旁若无人，爱憎与夺，一出于己，败坏中书故事，皆公亮之罪也。况公亮久妨贤路，无补时政，亦堪罢免。赵抃则括囊拱手，但务依违。大臣事君固若是耶？方今河北地震，连年不已，加之星文谪见，天下水灾，漂溺人民，不可胜数。变异之来，无甚于此。庙堂视之，恬不为怪。臣等但恐渐更多事，使陛下不得安枕而卧，皆大臣之罪也。伏望陛下思宗社之长计，措生灵于久安，委任老成有德之人，疏远迂阔生事之辈，臣等不胜爱君忧国之至。

旌德，宣之小邑也。其地界乎崇冈层岭之间，东西广袤仅及百里。邑小事简，勾稽占署之外，非有上司之文移命令，则终日潇然，可以沉酣经史间，益求所谓立身行己、涖官临民之道。以故前辈之喜安静、务韬养者，往往乐居于此。惜乎厅壁无记，莫得其详。余顷闻先正御史中丞吕公献可尝为此官，既去而以直道立于朝，出入一心，夷险一节，至今声名赫然在人耳目。窃意其筮仕之初，如玉在山，如珠在渊，辉光发越，自不可掩。顾以历年久远，竟莫有能言其事者。非独其事不传，虽当时罢去月日，亦不可得而考，吾今乃知壁记之不可已也。于是既即景吕名堂，以表其遗迹，复考自庆历以来，得前任名氏，繇中丞公而不可知者二十有六人，且质之耆艾，證之案牍，以次第其先后而刻之，并记所闻如此。其所不知，则阙焉以俟来者。

臣窃见近者叛将挟北暗渡，已踰两月，万姓皆谓贾似道督师江上，一出必能报三朝礼遇之恩，必能以一死谢天地涵育之泽；乃提师逗遛，不发一矢。今忽报臣等孙虎臣退师，又报诸军已溃。初犹有自与一决之语，既变为海上迎驾之言。臣见其平日自诡知兵，意其有深谋秘计，可以救一脉于垂亡，忽有督府随行吏归，乃言似道于二十一日夜窜身而去，莫知所之。臣起身书生，叨居要地，每见其施行时有差舛，未尝不随事纳规，才殚力乏，莫能救正，稔祸今日，涕陨何追！似道既已丧师窜身，上误宗社，臣向在乌台，既无吕诲之先知；今居执政，又不能为鲁宗道之力争，罪何所逃。谨亟具自劾以闻，欲望圣慈将臣重行诛窜，正平日苟容之罪以谢众论。仍正似道误国之罪以谢天下。祖宗德泽未衰，人心戴宋，犹切一线，尚可挽回。乞先将公田、市舶、茶盐诸咈民所欲者赐诏罢免，别议令图，以昭太皇太后陛下哀痛悔悟之意，以格皇天悔祸助顺之心，臣虽愚，死将瞑目。

河南府草土裴筠上书，乞崇修崆峒观，给付常住地土，是盐池化水之源；四京建二相庙，立吕诲铭，是化水之本。及妄议熙宁以来常平、免役、市易、保马、盐法、契头、义仓等事，并称上感虫蝗、水旱、凶贼交起，日蚀、地震、盐池变海等。语言狂悖，事理诞妄，托意盐池，潜图奸利。理当惩罚，以戒乱化之民。其裴筠特送五百里外州军编管，所有讲议司许陈言利害文字指挥勿行。

熙宁己酉春二月，王荆公始参大政，首定谋杀听首之律。吴兴刘公孝述以御史知杂判刑部，率同僚丁讽等封敕还中书，至于再，时论浩然归重。先司马温公尝辨论几数万言，廷臣以为非者亦十七八。于是御史中丞吕献可并其属请如刑部议，卒莫能夺，其故谋杀人而听首，天下至今疑之。秋八月，公又率侍御史刘锜、钱顗极论安石专肆胸臆，轻易宪度，惊骇物听，动摇人心，以至曾公亮畏避固宠，赵抃囊括依违，反覆数千言。又独论中执法举属不拘秩任，非祖宗法，兼与治平手诏之意异。故贬锜、顗监当，而劾公与讽等不奉诏之罪。士大夫冤之，上章救公，如孙昌龄罢御史，范尧夫罢修注。温公疏入不报，讽等于是诬伏。而公独谓朝廷不当劾言事官，卒不承，乃贬知江州。自献可首以论安石得罪，气燄熏灼，不变则惧矣，公复毅然，曾不为身谋，贤矣夫！温公时在翰林，申理不获，既造公叙别，又以手帖劳之，实其年九月五日也。语法而意笃，其端方刚毅之气，亲仁乐善之诚，可以槩见于词翰。后六十四年，公之孙峤仲高提点福建刑狱，出示此帖，求志其后。某念比年多故，典籍残缺，国史所载，世或不知，幸此帖之存，故乐为天下道也。温公善隶，故楷法有隶体云。绍兴壬子除日，资政殿学士、左中大夫、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抚使张某子固题。

臣窃见故御史中丞吕诲，忠于先朝，极陈谠论，致忤时宰，继死外藩。臣等皆尝与之同官，备闻论议，一切出于至诚，而有不挠不回之节。虽处散地，未尝一日有忘朝廷之意。忧伤愤疾，以致殒没。临终之日，召司马光面托后事，无一言及其家私，惟云朝廷事犹可救，愿公更且竭力。历观前后谏臣，忠勤忘身，少见其比。今其家甚贫，诸子仕于常调。欲望圣慈特赐矜悯，优加赠典，录用诸子之才者，以旌名臣之后，取进止。